《社会成本问题》成功的原因
  
  在《社会成本问题》第九章《皮古的传统》中，科斯说：“令人奇怪的是，像皮古提出的这种理论竟会如此有影响，尽管其成功的部分原因是在表述方面缺乏明确性。既然是不明确的，那么它也就不会有明显的错误。”[3](P118)
  然而，更令人奇怪的是，像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这样的论文居然会比皮古的理论更有影响。原因是什么呢？笔者以为：
  第一，如果说皮古“成功的部分原因是在表述方面缺乏明确性”的话，那么，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成功的部分原因”则是因为“在表述方面”更“缺乏明确性”。
  皮古的办法不好，那么什么办法好呢？权利界定很重要，那么如何界定权利呢？经济学的方法要改变，那么如何改变呢？这些，在《社会成本问题》里面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甚至，这篇有十二万五千字符的《社会成本问题》连什么叫“社会成本”也未做任何解释。既然如此地不明确，就更“不会有明显的错误”了。
  《企业的性质》是很有价值的，观点也很明确，却不能成功，躺在图书馆里几十年而无人问津，后来还是因为《社会成本问题》出了名，才带动了科斯的出名，也才带动了《企业的性质》的出名。如果没有《社会成本问题》，我们至今恐怕也不知道有《企业的性质》这样一篇论文存在。
  或许，正如井蛙四郎所说：“科斯寂寞得太久了，因而也就终于‘悟道’了：要想成功，就不能像年轻时候那样，把文章写得太明确；就要多绕弯子，多弄点病句，多说点半生不熟的术语。终于，《社会成本问题》以一些半生不熟的经济学语言蒙住了法律学家，又以一些半生不熟的法学语言蒙住了经济学家，以‘不明确’和病句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3]（P29）
  第二，如果说“不明确的……就不会有明显的错误”的话，那么，“绝对的废话就绝对没有明显的错误”。这也是科斯《社会成本问题》成功的原因之一。
  《社会成本问题》中最重要的思想就是：“如果没有交易成本的话，无论权利怎样界定都没有关系；但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所以权利的界定就十分重要。”然而，这些被奉为“科斯定理”的名言，其实完全是一段废话。这就像“如果人不需要吃饭的话，农业生产搞不搞都没有关系；但是人不可能不吃饭，所以搞好农业生产很重要”这段话一样，是绝对真理，也是绝对的废话。谁不知道“搞好农业生产”十分重要呢？难道“搞好农业生产很重要”这样的常识也是什么定理吗？
  那么，什么话才不是废话呢？关于如何界定权利和如何搞好农业生产的话才不是废话，即使是说错了，也不是废话。然而，关于“如何界定权利”和“如何搞好农业生产”的理论恰恰容易犯错误，所以，也就难以成功。所以，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就不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界定权利，以免犯错误，以免不成功。
  第三，“科斯定理”成功的条件。
  世界上的废话多如牛毛，为何偏偏是“科斯定理”这样的废话能获得巨大的成功呢？绝对没有错误的废话要想获得成功，还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披上神秘的外衣，二是要多重复。佛教里面有一句“俺扒尼唛里訇”的话，完全是一句没有任何意义的废话，然而却魅力无穷。原因就是佛祖老在那里神秘地重复它。
  “科斯定理”之所以能够产生巨大影响，除了“绝对的废话就绝对没有明显的错误”这一根本原因以外，还因为它具备了这样两个条件：一是科斯让它在一大堆经济案件组成的云山雾海中反复穿插，从而披上了神秘的外衣；二是有些人老在那里重复它。
  第四，科斯的研究方法代表了一个历史趋势。
  二战前，世界处于政治大革命的时代，因此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就十分密切，所以政治经济学就很流行。二战以后，世界已经从政治革命的时代向法治时代全面过渡。初步建成了法治的国家法治进一步完善，没有建成法治的国家也在加紧建设法治。因此，法律与经济的关系就密切起来了，这时，政治经济学就需要向法律经济学过渡了。《社会成本问题》能将经济学和法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适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这是它的优点，也是它能走运流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