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晓蕾 元庆
“增长不等于发展”，这是中国发展经济学奠基人谭崇台的代表性学说。国家百废待兴之际，谭崇台放弃了华盛顿远东委员会的要职回国；27岁当上副教授，58岁才得以转正；一生醉心于经济，却教了20多年的英语；年届90依旧不辞辛苦著书立说，传道授业。回首如烟往事，他说：我从未后悔……
身材颀长，温文尔雅，除了脸上微微寿斑，89岁高龄的谭崇台依旧是“白面书生”四个字的最佳写照。而采访一开始，老人也反复强调“千万别说我是什么大师，我就是一个书生。”
确实，读书、著书、教书，与书为伍，占据了谭崇台迄今为止生命的大部分时间，可以说得上是位“职业书生”。但同时，他是将西方发展经济学引入中国的第一位学者，撰写的《发展经济学》是中国第一部研究此学科的专著，首次提出“经济增长”不等同于“经济发展”的理论，被称为中国发展经济学鼻祖的谭崇台无愧与当代中国经济学的一面旗帜。
谭崇台1920年出生在四川，1939年，他接到国立武汉大学经济系录取通知书，开始了与武大60多年的不解之缘。而这个时候，华中已经沦陷在日军铁蹄之下，武汉大学搬到四川乐山。尽管这时的武大依旧名师云集，朱光潜、方重、吴宓、袁昌英等，都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学者，但生活条件却是非常艰苦，学生宿舍就是一个当铺的库房，又黑又暗，而且非常潮湿。一天三顿全靠‘八宝饭’来维持生活，这‘八宝饭’就是掺有杂粮、沙子的米饭。在高年级同学的讲述中，谭崇台不止一次在脑海中想象武大校园的美景：东湖的碧波荡漾、珞珈山的丹桂飘香……一次国文课上，他赋诗一首：“东湖碧波梦，珞珈翠微心，国破山河在，何年到汉荆。”当时，谭崇台的国文老师叶圣陶先生在诗后批了这样一句话：“爱国爱校之心深也。”可是直到1943年大学毕业，他也不曾目睹真正的武大校园。
毕业后，谭崇台被分配到湖南一家工厂当会计，待遇很差，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渴望，使他感到十分困惑和迷惘。彷徨之际，一次机会降临了。当时的国民政府举行了一次公开的留学考试，要从数千名大学毕业生中选取320多人，其中财经类约招50人。要知道出国留学在当时几乎是权势子弟的专利，一个普通的学生等到这样一个机会太难了。过五关斩六将，谭崇台最后以经济类第五名的成绩如愿以偿。他一口气向哈佛、耶鲁、斯坦福、哥伦比亚等6所美国知名高校提出留学申请，3所高校当即答复同意，谭崇台最终选择了当时世界最为领先的哈佛大学经济系。
而考试只是第一步，要从当时满地狼烟的中国赴美，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谭崇台说，后来想起来，可以说是一次“亡命之旅”。1944年12月，谭崇台和6位留学生一起在昆明登上了一架美军运输机，在夜色的掩护下飞越“驼峰航线”转道印度。1942年，日军切断中国最后一条外援通道滇缅公路，中美便建立了自印度阿萨姆到昆明的“驼峰航线”，驼峰航线穿过喜马拉雅山脉，时常有日军飞机中途堵击，所以航行风险特别大，在1942年至1945年间先后有514架美机撞山或被日机击落。在印度孟买，他们乘坐运兵船航行40多天，终于在洛杉矶登岸。沿途都有日军军舰的追击堵截，他们乘坐的船，在回程途中被日军击沉。
对于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谭崇台倍加珍惜，志坚行苦，日以继夜，1947年以优异的成绩顺利取得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随即到华盛顿远东委员会任专门助理，进行战后日本经济和赔偿问题的研究工作。在这里，他得心应手，先后撰写了《“论日本赔偿问题”》、《凯恩斯在经济理论上的贡献》等论文，待遇也很优厚。开始的时候出于民族感情，谭崇台对工作投入了很大的热情，不久后他发现自己的想法太天真，美国的立场其实袒护日本，比如它不主张赔现金。而是只将日本军工工业基础搞掉，将那些工厂拆迁。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谭崇台觉得自己只有争论，毫无建树，他作出了回国的决定。
（照片：谭崇台图片）
“美国很好很发达，但他不是我的国家。中国很穷很落后。不是更需要我们这些人的努力吗？”回想起当年的情形，谭崇台淡淡的说。他觉得这就像小学生放了学要回家一样自然而然。他讲了两个当时出国后的经历：
1947年在美国洛杉矶入境时，有来自各国的人，但只有来自中国的学生们享受“特别”的待遇。尽管他们有出发前重庆美国医生出具的体检报告，仍然被单独要求做体检。包括女生在内全部必须全裸检查。此外，还被要求像犯人一样，全手打手印。这件事，被谭崇台视为生平头一件奇耻大辱。还有一回，谭崇台要租房子。找到一处贴着“房屋出租”字条的民宅，当他按响门铃，一位老太太开了门，但只是看了他一眼，“砰”的就把门关上了。事隔半个多世纪，今天的谭崇台回忆当年的情形，依旧激动不已。
谢绝了众多师友的再三挽留，谭崇台回到了国内，回到了母校。27岁的他成为当时武汉大学最年轻的副教授。从此扎根珞珈山。
80年代，身为中美经济合作委员会委员。谭崇台多次往返于中美。有一次，美国一家电台邀请他做了一期直播节目。在听众互动的环节，一位美国人问他：“谭教授，我知道您年轻时曾经在美国求学和工作过，后来回国了。现在，您对这个有什么样的想法？”谭崇台说：“美国人民给我留下了不少美好的回忆。但是，我是中国人，应该回去给中国做点事情。当年我就是这样下了决心的，现在我也毫不感到遗憾。”当即直播间里主持人热烈鼓掌。谭崇台说：任何一个人，如果你瞧不起你的国家，或是背叛了祖国，也许短期内出于各种原因，能够获得一些好处。但终究，没有人会真的尊重你，收获的只有鄙视。
在采访谭崇台的过程中，记者充分的感受到谭崇台温文舒缓外表下独特的个性：既有超脱，也有激昂。刻骨铭心的，最是事关民族大义的事。而当他在讲述自己个人的经历时，却是一派悠然，云淡风轻。说到自己作为经济学家却在特殊的年代被迫教了20年的英语的经历时，老人语气轻松，还开玩笑说，其实自己英语也教得很不错的，当时要回经济系，不少学生都舍不得。还有一点，他未曾提及的是，27岁做副教授直到58岁，才成为正教授。
（照片：笔者正在采访谭崇台）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谭崇台重新回到武大经济系。此时他已年近花甲，但是却焕发出蓬勃的学术青春。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增长极、主导产业、进口替代……这些现在普通百姓耳熟能详的词汇，就是最先由谭崇台引进。
1984年，谭崇台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发展经济学》是国内第一部系统评述西方经济发展理论的专著。1989年，他又主编出版了被列为国家教委“七五”规划高校重点教材的《发展经济学》，该书被国家教委授予国家级优秀教材一等奖，并被推荐为全国研究生通用教材。1993年，他主编的《西方经济发展思想史》，被誉为国内外第一部以经济发展思想为脉络的西方经济学说史，后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
虽然在学术上，谭崇台更多关注的是宏观角度的问题，但他认为一个经济学家如果抛开了对民生的关注，任何研究都没有意义。说到这里，他半开玩笑的说：“我讨厌通货膨胀。”这件事情有个源头，那是1947年他刚回国的时候，国内正经历着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每小时都在涨。当时有经验的同事，都是在一发工资就把钱送到米行预购大米。谭崇台不知道这个诀窍，结果等到几天后去买食物时，他一月工资只够买六瓶酱油。无奈之下，他当掉了自己的西服。面对目前有些学者提出的适度通货膨胀利于经济发展的论点，谭崇台不敢苟同。他说，通货膨胀无法用适度来衡量，因为它一旦加剧会无法控制，到时对民众生活的影响是毁灭性的。
如今，谭崇台仍然密切的关注着民生，思考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提得最多的，是“增长不等于发展”。他说，近年来说到经济面必谈GDP，但如果把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唯一指针，将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我们有沉痛的教训，像1958年的大跃进，结果就是大倒退。发达国家也因追求增长，引起环境问题，上世纪60年代，英国伦敦空气质量很坏。而他在多年前提出的“增长不等于发展”、“丰裕中贫困”等观点，也已经被一些现实所印证。现在正在武汉等地试点的“两型社会建设”，同样脱胎于谭崇台以前的著作。他认为政策是对的，但要处理好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关键是审批项目要从严，防止造成新的浪费。
如今，虽然年近90高龄的谭崇台依旧忙碌着。他带着5名博士生，每周最少上两次课，只不过把课桌搬到了家里。而新的著作计划正在酝酿。老人自己总结说，能够有现在的良好状态，有三个秘诀：1，不抽烟，也不喝酒，生活很有规律，一辈子不开夜车；2，有个平常心，倒霉时不垂头丧气，上升时也不洋洋得意。心态比较平稳；3，老伴在生活上的照顾好，子女很好，家庭和睦。谭崇台的夫人韩中英已有82岁高龄，慈祥随和的老人开玩笑说：一辈子都是谭老师的秘书。年轻时帮他校对、誊写文稿；现在更得时时刻刻的监督他。“给学生一上课就忘了休息，学生也不走，得我出来赶。还老是不记得按时吃药。”谭老露出孩子般羞涩的笑容：“没办法，谁叫我们家一直都是阴盛阳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