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挺浮躁，老是想看电影，看书时间断断续续的，质量不高，两天时间才看完手头这本福山写的《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本书从文化角度探讨经济发展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强调了社会资本的重要性。本书也是研究社会资本问题经常被引用的材料，不过通观全书，没有看到一个参考文献，不知道是不是翻译或者出版的时候删掉了，总感觉不是很严谨。
　　 日常的经济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信任和缺乏信任两种状态导致的不同结果，作者首先就这两种情况举了几个例子以使读者产生一些直观的印象，从而为下文批判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做好铺垫。与经济学强调经济利益和人的理性不同，作者特别关注社会伦理，强调信任和社会资本在推动各国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这些因素也有助于解释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所表现出的不同模式。作者将现在经济发展水平很高的几个主要国家从社会信任程度的角度做了划分，一种是低信任度社会，包括中国、法国、意大利、韩国等，另一种是高信任度社会，包括美国、日本、德国等。前者表现为社会信任度低，人们之间彼此难以产生信任，或者局限于家庭等小圈子里，在低层次上表现信任，社会联系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社团组织不发达，这不利于组织规模的扩大，也不利于社会的进步。而后者则通常因为发达的社团组织，使社会关系网扩展到血缘关系之外，形成陌生人间的相互信任，从而提高了整个社会的信任度，进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组织规模的扩大。接下来作者进一步对二者进行了详细分析。
　　 作者在第二部分对存在低信任度社会的几个国家分别进行了分析，强调这些国家通常都强调家庭价值观，社团组织发育不健全，进而导致经济发展过程中以小型企业为主，要发展大规模企业就需要引入政府，或者引进外资。华人社会给人感觉是集体导向，但这种集体感和忠诚感一般都主要面向家庭，宗族算是对家庭的扩展，另外也还可以加上同乡会组织的忠诚，但总的来说还是基于血缘关系构建集体。在这个小集体中，成员间信任度很高，但一旦离开这个圈子，信任度骤降，这也就导致了从整个社会角度来看社会信任度低和社会资本存量少。因而，这种文化形态在作用于经济上就表现为企业初创时借助亲戚帮助容易发展，但到扩大规模时就面临困境，特别是难以从外面引入专业管理人员，建立现代专业化组织。因此，华人社会的企业规模一般都较小，这也可以由数据得到证明。这里可以和日本的情况做一对比，日本文化有与华人社会文化相似的地方，也重视家庭，但与华人不同的是，日本对家庭的概念主要是家所在的“房屋”，由此也就允许外人的加入，日本人并不以从外面过继孩子为耻，这与华人不同。因此，日本很早就建立了专业化管理组织，他们对引入外人并不感到难以接受。另外，日本容易产生大规模组织的原因还在于日本盛行长子继承制，而华人社会则流行男性继承人的财产平分，这就削减了财产的规模。
　　 意大利文化显然与中国非常不同，但作者却从意大利文化中找到了儒家成分，其实就是那种家庭主义，意大利也非常重视家庭，信任的范围主要局限于家庭内部，出了这个圈子信任度非常低，这一点上与华人社会相似，因此在经济上也就表现为小企业居多。但意大利还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它的中部工业区很有特色，众多小企业联合形成了一个网络组织，共用所在地区的基础设施，进行相似的生产活动，形成独特的规模效应。但这种发展模式只能应用于个别领域，如服装、机床等可以在小企业发展的行业。法国也是低信任度社会，他们难以建立面对面的关系，社团组织也不发达。但法国出现这种情况要追溯到历史原因，以前发过也有很多社团，但由于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社团变为中央权力的附庸，失去了独立性，而法国社会的联系紧密度和信任度也大大降低，变成了低信任度社会。而韩国更像是中国，也是家庭主义社会，但韩国政府推行了诸多壮大企业规模的政策，扶植本国企业的发展，因此尽管韩国从文化上应该产生小企业，但实际上产生了大企业，这也说明了文化因素不是经济发展的唯一因素。
　　 至于高信任度社会，则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因为信任范围超出了亲缘关系，陌生人间的信任容易促进整个社会信任度的提高。由于社团组织的发达，人们有了交流的平台，从而促进了社会联系的扩大和信任的加强。日本虽然很重视家庭，但也发展出了类似社团的组织，有助于扩大社会交往，德国由于行业公会的传统自然也有发达的社团，美国产生于宗教信仰并进一步发展的社团也是相当发达的。日本的特色在于建立了企业网络，网络内部各企业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又互相支持，网络内部企业间互相持股，构成一个整体。作者举了住友财团扶持马自达的例子证明这种团结合作的行为模式。终身雇佣的存在又产生了日本企业员工对组织的忠诚，而貌似等级制的日本企业却拥有平等的上下级关系，这些都有利于提高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另外，日本丰田公司还创造了精简生产制度，即允许员工发现问题时终止生产线，这样貌似中断了生产，降低了效率，但其实这可以使问题的发现尽量提早，从而避免更大的损失，反而是提高了效率。这个制度的好处在于体现了对员工的信任，极大激励了员工的责任心和自信心，有助于他们更加忠诚于企业。这一制度还得到了美国等国家的借鉴，这也说明了很多制度可以超出文化之上得到广泛应用。德国的特色在于利用同业公会传统，建立社会市场，由政府提供大量福利。与日本不同，德国的社会交往和组织制度都有严密的法律规范作出规定，而非日本那种非正式制度。在美国文化方面，作者探讨了泰勒制的应用问题，指出泰勒制更应该被看作是美国文化的特例，而非美国文化的真正体现，因为美国文化中也有很多重视员工关系的因素。接下来作者还用四个章节重点讨论了美国的文化问题，指出很多人对美国文化的误读。人们一般认为美国人是个人主义的，但作者指出，不仅如此，美国也有社群倾向，二者都是由新教发展而来。之所以这个误会是由于语义上的问题，人们一般用政府与个人二分法来看待对政府的限制和对个人权利的强调，美国显然是强调权利的，因此对中央政府权力的反对就走向了对个人主义的认知，但这忽略了广阔的社团组织的存在，人们在对政府表示不信任的同时，却同时表现出对社团的忠诚，社团恰恰是人们加强交往，增加信任度和社会资本存量的良好场所。另外，作者还从族裔角度探讨了美国不同种族出现经济地位不同的原因，这里就包含了文化的因素。作者还花费大量篇幅讨论了美国家庭、社团等的解体现象，说明美国存在信任危机，进而说明文化因素和社会信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在面向新世纪的情况下，需要高度重视推动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需要通过加强社会信任和投资社会资本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提供动力。这应该是作者在详细讨论各个国家不同文化产生不同的经济效果之后所要提供的结论。